第一讲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
鲁迅最初是以他杰出的短篇小说震动文坛，显示出“文学”的伟大成就的。从我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他的《呐喊》、《彷徨》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
中国的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即记载有大量的神话，可说是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有了相当的发展，小说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学形式。有名的如干宝的《搜神记》等。文笔简炼，情节离奇，已初具小说的规模。但整个看来它们只是一些短小的故事传说，艺术上较为粗疏简单。我国小说的发展到唐代传奇的出现，是一大变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小说亦如诗，到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之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一是有意为小说，二是题材内容较为现实，三是艺术上较为成熟。特别是唐传奇写出了人物性格。但是它也有明显的不足，虽是短篇作品，内容或情节酷似压缩了的中篇或长篇。此后，到明清之际，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举世闻名的杰作。但就短篇小说而言，获得最高成就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它继承六朝志怪及唐代传奇的传统，“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所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聊斋志异》是以狐鬼妖精、畸人异行为内容，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将幻境与现实融为一体，通过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从而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
从六朝志怪小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虽然它们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作者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些方面，作了程度不同的揭露和批判，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但总的看来，这些作者们的基本立场是为了“补天”，“补”封建主义社会之“天”。因此在作品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局限，精华、糟粕混杂，封建的伦理道德、因果报应、色情描写时有所见。所写的人物不外乎神鬼妖狐、达观显贵、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很少写平凡生活中普通劳动人民的真实形象。在艺术形式上，有的过于简略粗疏，有的短篇好似长篇的浓缩，而且大都采用顺叙方式，从头道来，有头有尾形成流水帐似的固定套子。
中国小说的发展，到“五四”时代才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鲁迅的短篇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将短篇小说和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彻底反封建的内容，将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天”，却是为了砸毁这封建主义的“铁屋子”。他的作品中画出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反映了现代中国下层民众的痛苦与不幸、愿望与要求。尤其是用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件、情节，塑造了普通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真实形象。面这正是我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誉为“五四”文动的一声春雷，是反封建主义的宣言、声讨封建礼教、仁义道德的檄文。因此，《狂人日记》成为划时代的杰作。一篇短小说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以及《聊斋志异》等所无法比拟的。
鲁迅的小说真正称得上是现代化的文学作品。
这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上。其标志是“人”觉醒。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尊重“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觉醒了的“人”的形象，正因为他有了“人”的觉醒，懂得了“人”的价值，他才感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正因为有了“人”的觉醒，他才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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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在“吃人”。同样的，正因为有了“人”的觉醒，《故乡》中的“我”在闰土称自己为“老爷”时，才情不自禁地“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在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感情震动。至于对人的尊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层民众，则典型地表现在《一件小事》上，没有现代化的意识，“我”不可能以自省的态度认识到比自己地位低得多的车夫的形象的高大，也不可能感到自己的渺小。仅从以上几例，即可看出作品内容现代化的程度。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反映出作者思想意识的充分现代化。作者如果没有具备现代民主主义的先进思想，就不可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及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
第一讲 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2)
· 鲁迅的小说要艺术形式上也对旧小说进行了全面革新，使“五四”开始的小说创作能以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一）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并获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一扫旧小说的陈词滥调，稳固而扎实地奠定了用现代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基础。（二）鲁迅的短篇小说不是中、长篇的浓缩，也不是原原本本、从头道来的流水帐，而是截取生活的片断，来显示现实的全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这种截取生活片断，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写法，在“五四”当时，无疑是对旧小说形式的一次。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示众》。它只写了一个“示众”的场面，类似电影上的一个特写镜头：一个牵着一个犯人在北京街头示众，周围挤满了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它无头无尾，既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什么故事性。它只是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进行剖析，示众。（三）鲁迅的小说突破了我国古代小说着重叙述故事情节的模式，强调人物性格的刻画。我国古代小说大都是说书讲史的形式，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而鲁迅的小说却不同，它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尤其着重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从一个人物反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阿Q、狂人、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鲁迅的小说无论是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展开情节；或是以事件为线索，在情节展开中着力刻画人物，作者的笔力始终是放在人物性格刻画上。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性格小说的典范。（四）随着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鲁迅的小说在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上也发生了变化。我国旧小说几乎都是采用流水帐式的顺叙方式和全知全能的视角。“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叙述方式和角度较为单一、枯燥。鲁迅的小说突破了这一单一的格局，使叙述方式、叙述角度多样化。它既有传统的叙述方式，更采用了现代西方小说经常用的倒叙、插叙；既保持有全知全能的视角，也采用了不少其它视角（自知视角、旁知视角等）；既有第三人称的描叙，也有很多第一人称的描叙。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裁，通篇都是主人公狂人的内心独白，叙述方式、视角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在古代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即所谓“格式的特别”；再如《祝福》是序幕、尾声夹倒叙的形式，祥林嫂的半生经历是通过大量的倒叙来完成的，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也属罕见。
鲁迅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极富独创性。他的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很多，但同是用第一人称手法，表现形式却又千变万化，同中有异。《狂人日记》是日记体，通篇是“我”的内心独白；《孔乙己》也是用第一人称表述的，但与《狂人日记》不同，“我”不是作品的主人公，而是穿针引线的次要人物，作品是通过一个旁观者酒店小伙计“我”的回忆来展开对主要人物孔乙己的描叙的；《一件小事》也是第一人称，通过“我”来展开情节，但这个“我”份量很重，他不是穿针引线的人物。作品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将“我”同车夫对比，将“一件小事”同“国家大事”对比，从而揭示作品的深刻含义；《故乡》也是第一人称，但这个“我”更富有抒情意味和哲理意味，通过“我”抒发了浓烈的诗情，阐发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祝福》呢？是采用倒叙手法，通过“我”的回忆把祥林嫂一生的几个生活片断组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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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至于用第三人称叙述的作品，在表现上也各有特色。《药》的艺术结构十分独特、新颖，两个故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而用者的鲜血染血的馒头——“药”作为两条线索的枢纽，使二者扭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结构方式，在我国短篇小说中是空前的。《阿Q正传》的结构，则类似改革后的章回体，它的独特之处是开头的“序”并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的序文，而成为表现主要人物阿Q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个创造。还有一篇《白光》在艺术上也是别具一格的，它通篇是对主要人物陈士成的心理剖析和描写，可说是吴敬梓的讽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安特莱夫的神秘幽深的奇妙结合。
由上述并不完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鲁迅是艺术革新的能手。七十多年前，沈雁冰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七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说：“每一篇小说”都是“技巧上的大胆创举，是一种力图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这些评价并非过誉。 其次，鲁迅小说画出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出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艺术典型，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
第一讲 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3)
·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她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因此，她应该在国际上占有一席应得的地位。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大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她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压迫，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毫无地位可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颗巨星——鲁迅，在文艺创作上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他用那如椽大笔，深刻地勾画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塑造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艺术形象：狂人、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陈士成、吕纬莆、魏连殳、涓生、子君、爱姑等，尤其是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塑造推向了一个至今尚无人逾越的高峰。阿Q是一个流浪雇农，然而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精神胜利法，已经超出了农民阶级的范围；阿Q生活在辛亥前后的未庄，然而从中国古代、近代乃至当代某些人的性格中，可以看到阿Q的影子；阿Q是中华民族的“国宝”，然而在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中，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找到阿Q这样的人物。正因如此，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不仅使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便产生了最伟大、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而且使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获得国际好评。1925年5月当时在河南国民军第二军顾问团工作的中国友人波·阿·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即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译者并请鲁迅为该译本写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后俄文本《阿Q正传》于1929年在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正式出版。1926年敬隐渔翻译的法文译本《阿Q正传》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上。罗曼·罗兰并给予高度评价：“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同年，国内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阿Q正传》（该译本1927年再版，1933年三版）。1928年井上红梅的日译本《阿Q正传》发表在《上海日日新闻》上。1931年先后出过三种日译本，其中山上正义（中文名林守仁）所译的《阿Q正传》，经过鲁迅本人仔细校阅，被列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自《阿Q正传》发表以来，目前已有了三十九种文字的译本，发行册数以百万计。
至于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深广的艺术概括力量，那是举世公认的。 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印度作家班纳吉说：“我们在鲁迅身上认出了为我们自己事业而斗争的作家与战士。拿他的阿Q作比方吧，只是名字是中国的，但是阿Q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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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理状态，他对自己和别人的鄙视，他对于损伤他的事物轻易忘怀，他用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的‘精神胜利法’，都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阿Q只是名字是中国的，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到过。”
危地马拉作家盖尔·安赫尔、阿斯德里亚斯也说：阿Q“这个可耻的人物的天才的创造越过了所有的国界，可以应用到我们美洲的许多别的民族上去……”
甚至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经常有阿Q出没。1957年美国作者查尔斯·亨鲍尔特在七月份美国《主流》杂志上著文说：“阿Q具备了我们所喜欢说的普遍性典型的条件。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他身上所表现的某些性格，我们之中有些人还具有他身上所表现的所有性格。”
正因为鲁迅在短篇小说的领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苏联杰出的作家法捷耶夫称他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苏联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弗·弗·索罗金也认为：“他的声誉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他的创作已经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
不仅如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给一些外国作家以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埃及作家、鲁迅作品的阿拉伯文翻译者阿卜德尔·贾番·密加微说：“我读了伟大作家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和其他短篇小说以后，简直无法表示出我对鲁迅的敬爱。……这位伟大的作家对我的写作技巧有很大的影响，我有十五篇以上的短篇小说是受了鲁迅作品的启发而写出来的。”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大百科全书，都有专门介绍鲁迅的条目。如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东方文学大辞典》，法国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美国的《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日本的《万有百科大事典》，苏联的《大百科全书》，联邦德国的《金德勒尔文学辞书》等，由此可见鲁迅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
再次，鲁迅的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给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鲁迅的小说提供了外为中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发展中国新文艺的经验。鲁迅在艺术上的创新，起点是向外国文艺学习，而落脚点却在民族化上。他的一些小说在艺术构思、艺术结构、表现手法和技巧上，明显地接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但是，用白描手法勾画人物，强调神似，以形写神，以及作品的抒情性、讽刺性、哲理性上，又完美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国画、剪纸、古典小说及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吸取其他艺术方法的营养，使艺术方法多样化的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调的，但又吸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如《药》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却充满象征意味。“药”这一题目即是象征性的，“华”、“夏”即象征着整个旧中国社会。所以它的象征不仅仅是手法问题，而是从构思到表现，贯串在作品的始终。尤其是作品结尾瑜儿坟上的花环，既富象征意味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给笼罩全篇的惨淡气氛，增添了若干的“亮色”。 鲁迅的小说创作还给文学理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课题。建国以来，文艺界曾经流行着一种“理论”，即：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典型的共性即等于阶级性。但是，阿Q这一典型的存在，以及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个不同阶级、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各个不同时代的阿Q式的人物，给上述“理论”出了一道难题。一切教条主义、机械论、庸俗社会学者在阿Q这一典型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感谢伟大的鲁迅，如果没有他塑造阿Q这一伟大典型，教条主义、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将更加横行无忌。另一方面，如何科学地阐释阿Q这一类的艺术典型，就成为文艺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了。
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艺术生命力最强的作品。自它诞生后七八十年来生命力不衰。研究的著作、文章不计其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不但提高、深化，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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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时，仍然可以发现新的宝藏，真可谓常读常新，百读不厌。即以阿Q这一典型为例，七十多年来它一直是鲁迅小说研究的一个重点，写了多少论文、著作，但是话并未说尽，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其他如狂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狂人日记》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艺术方法？《孔乙己》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愚弄、戕害还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药》的主题究竟如何理解？乃至鲁迅的小说与中国的关系、与外国文学及我国古典文学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鲁迅的小说创作对我国“五四”以来的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乡土文学”派的形成、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所谓“乡土文学”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鲁迅在二十年代创作的《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充满浙东绍兴一带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色彩。未庄的土谷祠、鲁镇的咸亨酒店、临河的村庄，白篷和乌篷的航船，旧历年终古老的祝福祭祖的习俗，春夏之季迎神赛会的社戏，乃至破毡帽、曲尺形柜台……等等，这些构成浙东水乡迷人的风情画。由于作品思想深刻、格式新颖、技巧圆熟，是新文学中的经典式作品，因此，它们的发表引起了不少年轻作者的仿效。他们凭借对自己家乡的生活积累，纷纷写起了乡土小说，形成了二十年代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流派。当时的青年作家如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许杰、彭家煌、台静农、王任叔、潘训等都有出色的乡土小说作品问世。这个流派形成在二十年代，但是他的影响却广泛而深远。二三十年代以赖和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三十年代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边城》、肖红的《生死场》以及她后来创作的《呼兰河传》。乃至四五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其实都可以说是乡土文学这一大派。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说：“由于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用笔，因之获得不少的勇气和信心。”鲁迅小说创作的典范作用以及对促进“乡土文学”这一流派形成、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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