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市当局对城乡综合情况管理的要求，立异城乡规划建立治理和效劳方法，紧紧环绕改善农人生涯寓居前提、树立新型底层组织管理机构的要求，以处理农属证书、配套完美根底设备及公共效劳设备和促进农人充沛就业为重点，具体推进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任务，确保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任务到达“出产开展、生涯裕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治理民主”的规范。
二、整治工夫、局限和责任主体
从年月21日起展开为期半年的综合整治任务，首要针对年月1日今后建成入住或在建的农人集中寓居区，包罗拆迁安顿小区、新房工程、乡村新型和小型聚居点。
作为此次综合整治任务的责任主体，各镇（街道）要仔细梳理辖区内农人集中寓居区存在的问题，依照“能整改的立时整改”的要求，不等不靠，连系实践，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机构和人员，筹集整改资金，积极自动展开任务。
区级相关部分在镇（街道）整改正程中要自动介入，做好协分配合和效劳任务。
三、整治重点
（一）发明前提，处理已入住农属证书
一是展开农人集中寓居区摸底查询任务，把握根本状况，搜集整顿有关立项、疆土和规划建立等审批材料；二是研讨司法律例和文件，精简审批顺序和工夫，减免行政收费；剖析存在问题，分类提出处置定见，尽快完成已入住农属证书的发下班作。
责任单元：各镇（街道）、区发改局、区规划局、区疆土局、区建立局、区房管局、区地税局、分局消防大队。
（二）制订规范，配套完美根底设备和公共效劳设备
依照城市寓居小区和乡村新型社区规划建立规范，连系我区农人集中寓居区建立近况，分类制订农人集中寓居区根底设备和公共效劳设备配套建立规范，提出整改目的和义务，落实机构和人员，配套完美已建成农人集中寓居区根底设备和公共效劳设备，实在改善农人生涯寓居前提。
责任单元：各镇（街道）详细组织施行，区规划局、区统建办、区建立局、区劳动保证局、区民政局共同。
（三）增强效劳，促进农人增收
树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效劳收集，加速转移乡村劳动力，添加农人务工收入，确保农人集中寓居区就业率达95%以上。一是在300户以上的农人集中寓居区树立劳动保证任务站，劳动保证任务站内专职任务人员不少于2人。寓居规划未达300户的但入住率超越入住户50%以上的农人集中寓居区，需有一名专职任务人员从事此项任务；二是树立就业实名制动态机制。各镇（街道）劳动保证所要以农人集中寓居区入户查询为重点，把握农人集中寓居区适龄劳动力就业、赋闲、培训、社保情况，树立赋闲人员注销台帐、技艺培训台帐、社区用工信息台帐、就业安顿台帐、社会保险台帐和退休人员台帐。要在年3月底以前树立起小我电子信息档案，施行动态治理效劳机制；三是树立农人集中寓居区就业状况月报准则。各镇（街道）要按报表要求将已建、在建集中寓居区的个数、户数、劳动力、就业坚苦人数、供应岗亭数、技艺培训状况、就业率等数据于每月5日前上报区就业效劳治理局劳动保证科；四是增强职业技艺培训。依照培训与市场相连系、培训与财产项目相连系、培训与城乡劳动者的就业需求相连系的准则，加大培训力度，树立起培训机构与用工单元协作展开定岗、订单、定向等针对性技艺培训机制；五是鼎力开拓就业岗亭，树立区、镇、园区、居委会（村）就业援助任务联念头制，由区劳动保证局牵头，起码每月召开一次就业联动会议。鼎力开展公益事业，开拓保安、保洁、保绿等公益性岗亭，新建项目占地添加的岗亭要优先安顿掉地无业农人，鼓舞掉地无业农人灵敏就业，并按规则享用有关优惠；六是要充沛发掘农业界部增收潜力，积极开展质量优秀、特征分明、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物，完成增值增效。
（四）立异机制，增强社区治理
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立异社区治理机制和方法。一是完美村（社区）办公及效劳用房建立；二是树立完美村（居）委会准则，规划到达1000户以上的农人集中寓居区可独自设立村(居)民委员会，不克不及独自树立社区居委会的，可就近由所属村(居)民委员会治理；三是健全完美村（居）委会步队建立，每200户装备1名社区任务者。
责任单元：各镇（街道）详细担任，区民政局共同。
四、任务步调
综合整治任务分三个阶段睁开：
（一）发动摆设阶段(年月21日-月15日)
区委、区当局成立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指导小组，召开发动大会，明白责任主体和目的义务。各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分也要成立响应任务机构，落实人员和责任，展开前期查询摸底任务，仔细剖析存在问题，制定详细任务施行方案，依照工夫布置细化任务目的和任务义务，明白任务进度。
（二）组织施行阶段(年12月16日-2012年5月15日)
各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分依照指导小组的一致摆设，上下连系，一致联动，依照本次综合整治确定的内容和目的，连系本单元的详细举动方案，展开综合整治任务。
（三）进步完美阶段（2012年5月15日-2012年5月30日）
各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分对综合整治任务状况进行具体总结，指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区目督办组织展开反省验收任务，查漏补缺，确保完成任务义务。
五、任务办法
（一）进步，增强指导
区委、区当局高度注重此次综合整治任务，提出明白的目的和要求，成立由区委副、区长王翼刚任组长的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任务指导小组。各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分要高度注重，增强指导，成立响应组织机构，由首要指导亲身抓、分担指导详细抓，落实详细任务机构，充分做事人员，做到“机构、人员、经费、结果”四落实。
（二）明白义务，落实责任
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任务由区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任务指导小组一致指导。各镇（街道）要依据实践状况，明白详细义务，确定任务重点，制定详细整治方案，加强整治方案的执行力，进步有用性。区级部分要连系本身本能机能职责，研讨和文件，仔细剖析存在问题，发明前提，有针对性地提出分类处置办法和方法。指导小组办公室要具体搜集任务发展状况以及施行进程中碰到的坚苦和问题，实时指点镇（街道）和区级部分的整治任务，确保综合整治任务的顺畅展开。
各镇（街道）和区级部分要结实树立大局观念，环绕本次整治任务方案确定的任务重点和目的，依据整治任务需求，增强沟通，协调作战，构成合力。
（三）增强督查，逗硬奖惩
区委、区当局将综合整治任务列为专项目的并归入年度综合目的审核。由区目督办牵头成立督导组，对区级相关部分、各镇（街道）施行农人集中寓居区综合整治任务状况进行催促指点，每周搜集一次任务动态，每半月召开一次任务例会或现场会，传递发展状况，处理推进进程中存在的实践问题，区综合整治办公室要将任务发展状况报送区委、区当局首要指导，实时剖析问题和坚苦，提出处理办法和方法，确保按期到达整治结果。
区财务树立专项津贴资金，依据各镇（街道）任务进度和整治结果，接纳“以奖代补”的方法拨付。对看法不敷、整改不力的镇（街道）和部分要传递批判，并追查首要担任人的责任。
（四）强化宣传，疏通信息
走进滨河社区，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张充满喜悦的脸庞和一派环境优美的新农村景象。
陈袁滩镇滨河社区坐落于青铜峡市陈袁滩镇黄河岸边，是宁夏黄河金岸第一村，青铜峡市“塞上农民新居”的示范点，也是黄河金岸建设中打造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宜居新家园。整个社区占地面积36公顷，建筑面积10.7万平方米，绿化面积8.8万平方米，已建成广场面积6000平方米。建设了健身休闲区、学校、卫生室、幼儿园、电子阅览室、文化体育中心和超市等。
该村地处8个镇的中心位置，地理条件优越，因此，这里被打造成为一个农村社区法治文化中心。设有法治文艺演出舞台、法治文化背景墙、法治文化宣传墙、法制宣传栏、法制宣传灯箱、法制宣传廊柱等，并且培育专兼职法治文艺团体进行演出。截至目前，该中心演出法治文艺节目6场次。
。
由于我区区位特殊，流动人口众多，人员情况复杂，再加上城市小区化管理程度不高，公众安全感指数一直提升不上来，排名在全省、全市偏后。20__年，我区公众安全感测评指数（公众对安全感的满意率）为83.1％，列全省99个县区中第位、全市9个县区中第8位；20__年，公众安全感测评指数为87％，列全省94位、全市第9位；20__年上半年公众安全感测评指数为91.4％，列全市第9位。这几年，公众安全感已成为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的一项重要的制约因素。
如何提高我区公众安全感，当然，强化防范措施，降低发案数量尤其是人命案、侵财型案件等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数量，同时加快破案速度、提高破案率等方面是不必可少的，但是，我在这里所提几点看法是从上述几个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基本要素之外来考虑的。
一、加大宣传力度
这里所指的宣传，是指上门宣传，上辖区居民每家每户的门。
第一件事：宣传我们的工作。让居民知道，为维护我区社会稳定，为提高公众安全感，我们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做的，下一步还要做些什么。
第二件事：征求居民对我们的工作、对提高公众安全感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
第三件事：指导居民开展自我防范。比如说，要安防盗门、装防盗锁；房屋出租要登记，房客走了要换锁；陌生人进村多询问，可疑人来小区多警惕；尽量避免深夜外出，僻静小巷结伴行等等。
。
通过上门宣传，我认为可以起到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让群众知道为提高公众安全感，我们一直在努力，以取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二是释放居民的情绪，排泄群众的不满；三是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四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五是为建立我区自己的测评体系打下基础。
二、用好和谐平安服务队
自20__年初我区组建全省首支和谐平安服务队以来，和谐平安服务队服务群众、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职能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得到省市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并逐渐成为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又一新品牌。
和谐平安服务队，由区里统一招聘组建，区委进行业务指导。全员下派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使用、管理。
据了解，这批队员绝大部分都很敬业、都很努力，为我区的和谐平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有的在乡镇街道综治办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的在协助管片民警维护辖区治安，有的在村、社区协助治保主任调解纠纷、整理完善工作台账。但是还有少量的经常见不到人。虽然他们的工资待遇较低，一个月只有五、六百元，但也不能因此对他们疏于管理，更不能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
如何用好管好这支队伍，我的看法是，将和谐平安服务队与专职治安巡防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使用。将他们专门用于治安巡逻工作，而且是徒步在小街小巷、村庄内、社区里巡逻。这两支队伍加起来有四百多号人（和谐平安服务队185人、专职治安巡防队230人），虽然不能做到辖区全覆盖，起码也能控制住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一个普通居民，想想看，如果自己晚归时看到有人在街巷巡逻、睡觉时知道有人在外巡护，走夜路就不再会提心吊胆了，睡觉时也会更安稳些。当然适当增加和谐平安服务队员的工资待遇也是不必可少的。
三、建立我区公众安全感测评体系
省里的公众安全感一年测评两次，上半年测评结果在全省通报，下半年测评结果纳入年终考评。我总觉得省里的测评有两个局限性：一是测评结果来得慢；。
。；。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指出：“大型居住社区是指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生活与就业适当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 Income Community）[1]；或称之为“公共住房集中区域的邻里关系”（Public Housing Neighborhood）[2]；有时还称其为“公共住房发展区域”（Public Housing Redevelopment Site）[3]等。从研究内容上看，实际上都是针对公共住房集中区域的研究，因而可纳入大居的研究范畴。
基于对国内外有关大居及相关问题研究情况的梳理，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其内涵。第一，从经济机制角度看，大居是对市场机制缺失的干预，表现为规划并建设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集中居住区域；第二，从社会职能角度看，大居是住房保障的空间载体，是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集中体现。因此，作为一项公共，大居不仅具有经济发展功能，而且具有社会治理意义。为此对其相关效应开展评价，也应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发展至今，上海市规划建设的大居已达到46个，规划用地面积约15，200公顷，规划总人口接近338万人。随着先期规划的大居陆续建成启用，居民开始分批次入住，大居建设和发展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逐渐显现，而相应的管理重心也从分配管理转移到日常运营管理。对照国外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的经验来看，大居中是否存在居住空间过于集中、就业率下降、社区隔离、宜居感下降等问题，显然是经济效应评价无法完成的。因此，在效应评估机制上引入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框架的方法，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实践中也可以对大居的社会影响进行有效分析，从而为保障性住房的日常运营管理以及住房保障工作提供参考。
一、 住房的效应与社会影响评估框架的引入
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对于包括大居在内的住房进行评价，不能仅限于经济效应，还应考虑社会影响。赫伯（Hebb）等认为，对于住房投资的增长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的存在[4]。有研究者以苏格兰为例分析了住房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影响，诸如卫生不良、缺乏教育和行为等，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分析[5]。李强等分析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通过将住房从公有转化为职工私有，构建了一个基于财产的社会分层秩序[6]。另有研究者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中国的住房进行了社会影响评价[7]。。
一些研究者从微观视角对大居的社会效应开展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社会效应的某些方面，比如社会融合、居住隔离、混合居住、社会特征、社会问题、住房满意度等。较多国外研究都提出，相对于其他社区，居住于公共住房社区的居民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和障碍，由此形成的居住隔离状况，又会影响到居住满意度、社区维护以及社区治安[8]。这些研究对一些国家调整住房保障提供了启示与参考。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都不再大规模地新建公共住房社区，转而采用货币补贴，或者在商品住房中配建公共住房，以减少公共住房社区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9]。
。。尽管国内已有研究尚未发现保障性住房社区存在明显的社会融合问题。但对于保障性住房社区的社会影响，仍需要开展全面且深入的分析。
近年来，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性逐渐得到重视。Vanclay认为，社会影响评价是分析、监测及管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社会结果[10]。在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框架方面，目前有三类指标体系。第一类是针对影?效果设计评价体系。此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将社会影响评价和社会计划、社会发展相结合，注重公众参与。第二类是过程评价，将实施后的实际情况与假定无干预情形进行对照，是形成“跨时期比较分析”（inter-temporal comparative analysis）的基础。第三类是逻辑框架评价。此类评价始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提出的方法，后来被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等众多机构所采用[11]。逻辑框架包括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前者侧重因素分析，后者聚焦资源与结果。由于该方法具有意图清晰、层次明确等特点，目前已成为社会影响评价的主要方法。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第一，引入社会影响评估框架，提出大居社会影响评价的基本原则及指标体系；第二，针对有代表意义的大居展开调研，了解大居社会影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通过比较不同大居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建设发展及其管理提出建议。
二、 大居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及内容
上海较早于2003年和2005年分两批开展了保障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的规划选址。一方面，大居是实施城市住房保障的重要依托，包括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动迁安置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有助于缓解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困难问题。另一方面，大居也承载了新型城镇化过程大型城市的人口疏散功能，将为上海的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相比其他居住社区，大居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人群特殊。大居的入住对象不仅包括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还包括征收安置的居民，这些人群的收入特征、年龄特征、利益诉求与一般商品住房社区的居民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社区关系特殊。。
从社会影响评价（SIA）的框架出发，对大居展开评价至少需要考虑到三方面的社会影响内容：第一，社会影响评估要反映社会变化。大居的实施给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居民）是否有发展意义。这不仅要了解利益相关者对变化的认知，还要分析不同群体对这些变化的承受能力以及相应的调整措施。而且，如果这些社会变化与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相结合，可能会与住房的后续调整形成互动 。第二，社会影响评估要针对住房实施后的具体问题。利益相关者支持、反对一项，只能在问题、利益和态度等确定之后才能进行评估，否则评估结果会因为评估过程不全面而出现失真。第三，社会影响评估要能体现效果，即是否达到了目标。评估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反映相关或措施是否达成预期目标，并对调整提出建议。
基于对社会影响评价框架的研究与实践，归纳出对大居开展社会影响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表1）。主要包括社会公正、社会可持续、互适性等三方面原则，其中每项原则分别对应一些具体表现和预期目标，这些要素是设计调研问卷、提取影响因子从而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基础。
相关研究者和国际机构在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分析及实践时，一般在确定评价原则和目标要素后，会设计一个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比如，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在其制定的《社会影响评价：项目社会影响的评估与管理导则（2015）》（201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Projects）中，将社会影响评估的内容分为五个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特征、社区与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体与家庭的变迁以及社区资源，并分解为2可测量的指标，比如人口变化、重新定居的人口数量、地方的规模、就业和收入情况、社区基础设施的变化情况等[12]。
根据大居的实际情况，对其社会影响开展评价，既需要参考已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影响评价框架，又需要针对大居的特殊性调整相关指标和内容。因而，在确定大居社会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时，一方面沿用了有关国际组织的理论框架，将评价内容分为五个主要方面（人口特征、社区与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体与家庭的变迁、社区资源）；另一方面又对相关指标做出了调整，具体包括30项二级指标，比如小区人口总数量、居民到上班地点花费的时间、对征收安置执行情况的看法、对现有住房面积的看法、出行的便利程度等（表2）。
三、 大居社会影响调研
1. 问卷设计
为了对大居的社会影响进行有效评估，研究?M针对上述指标的内容进行了问卷设计。问卷共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调研对象的年龄、性别、工作和收入情况；第二部分是调研对象对大居实施后社会效应的基本评价。在对大居的选取上，研究组选取了最早纳入大居规划、入住率较高的社区。
经过比对相关情况，选取三个大居作为本次调研对象：第一个是松江区的泗泾新凯家园，该小区于2010年开始有居民入住；第二个是闵行区浦航七居委博雅园，该小区于2011年开始有居民入住；第三个是宝山区馨佳园，该小区于2012年开始有居民入住。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每个大居各200份，涵盖了25个居委，共回收有效问卷538份，问卷有效率为67%。
为了对大居的公正性、可持续性和互适性进行评价，以社会影响评价（SIA）框架为基础，从评价原则、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等维度汇总了大居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表3）。
2. 调研的基本情况
调研对象中，男性占比为39.32%，女性占比60.68%。家庭户平均人口数为2.93人，家庭户平均就业人数为1.31人。基本情况如表4：
通过汇总调研情况，发现大居入住人群有三方面显著特征。第一，大居入住的人群平均年龄偏高。其中，51岁及以上年龄的人群占比高达82.09%，这意味着大居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而如果今后养老设施、养老服务无法跟进的话，大居后期的养老供需缺口会越来越大。除了这部分居住群体本身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知青、产业工人失业等）之外，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居的产城融合度较差，年龄段在22岁50岁之间的人群占比不到20%。第二，大居入住人群的平均收入偏低。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的占比仅为5.83%，近50%的入住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1元至4000元之间。这一方面与大居入住人群的老龄化程度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入住人群的职业状况有关。在调研对象中，就业类型为“其他”的占比高达65.47%，而这其中“失业”占比仅为2%，其余均为离退休人员。这进一步说明主要就业人群不会选择大居作为居住首选地。第三，大居入住的人群文化程度偏低。。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均收入较低、文化程度较低，这三方面特征将对大居今后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挑战。
四、 模型构建与评价结果
1. 模型构建
（1）权重确定
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从形成方式上可以分为人工确定和自然确定。前者是根据研究目的和评价指标的内涵状况，通过主观分析和判断来确定反映各个指标重要程度的权数；后者是基于变换统计数据的表现形式和统计指标的合成方式而得到权重，因而也被称为“客观权重”[13]。由于大居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而且对于各项指标的重要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宜采用主观确定权重的方法，因而采用“变异系数法”（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
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Vi=σii（i=1，2，…，n）（1）
式中：Vi是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σi是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是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各项指标的权重为：
Wi=Vi∑ni=1Vi（2）
（2）评价步骤
本次针对大居社会影响评价，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数据，受调研对象之间存在个性化差异，信息获取量不同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并且所选取的指标并不是绝对完全的。而灰色系统理论则主要解决数据较少及信息不完备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些在白色系统中无法有效解决。所以选择灰色系统理论解决大型居住社区社会影响评价较为合适。
问卷的问题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基于问卷统计结果，将指标赋值确定为1分5分，其中1分代表非常不满意（程度非常低），2分代表不满意（程度较低），3分代表较满意（程度一般），4分代表满意（程度较高），5分代表非常满意（程度非常高）。对于定性问题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较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档次，分别赋值为1，2，3，4，5。设cnij是第n份有效问卷中住户对测评指标Xij的评分，利用模型计算首先对综合影响进行评价，然后对公正性、可持续性和互适性进行评价。
按照评价要求所需划分的灰类数k，将各个指标的取值范围也相应地划分为k个评价灰类，本文将其分为5个灰类，分别记为C1，C1，…，C5，各等级的取值范围确定为[1，2]，[2，3]，[3，4]，[4，5]，[5，6]。由于使用端点三角白化权函数，灰数的中间值为隶属度最高的值，因此各等级阀值为 1，2，3，4，5，则灰度k的白化权函数分别如下：
fk（cnij）=0
cnijk+0.5
k+2-cnij1.5
cnij[k-1，k+2]
cnij∈[k-1，k+0.5]
cnij∈[k+0.5，k+2]（3）
二级指标Xij为灰类ck的灰色评价权的值为：
rkij=∑Nn=1fk（cnij）/∑5k=1∑Nn=1fk（cnij）（4）
由二级指标Xij属于每个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值构成的向量为Xij的灰色评价权向量，即：rij=[r1ij，r2ij，…，r5j]，可以计算得出X1，X2，…，X5的灰色评价权矩阵为R1，R2，…，R5，其中Ri=[rij，…，rij]T。
一级指标Xi由二级指标Xij组成，Xi的权重向量Ai=[ai1，ai2，…，aij]，对一级指标Xi做出综合评价，得到Xi的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i=Ai?Ri=[bi1，bi2，…，bi5]。
由此得出二级指标灰色综合评价值yi=Bi?[1，2，3，4，5]T，则yi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ck白化权为fik。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定maxfk（yi）。
最终得出总测评指标的灰色综合评价权向量为：
B=A?R（5）
其中R=[B1，B2，…，B5]T。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B?[1，2，3，4，5]T则y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ck白化权分别为fk（y）。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定maxfx（y）所在的灰度为最终的满意等级。
2. 评价结果
（1）评价结果
①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00660，01941，02727，020，01781]，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33191，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f1（y）=0，f2（y）=04539，f3（y）=09483，f4（y）=07376，f5（y）=0。综合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②社会公正性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1=[00582，01400，02030，03149，02839]，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1=36262，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f1（y1）=0，f2（y1）=02492，f3（y1）=09158，f4（y1）=08058，f5（y1）=0。社会公正性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③社会可持续性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2=[00793，02260，03021，02671，01255]，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2=31335，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f1（y2）=0，f2（y2）=05777，f3（y2）=053，f4（y2）=06963，f5（y2）=0。社会可持续性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④互适性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3=[00561，02122，03127，02901，01288]，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3=32233， 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
f1（y3）=0，f2（y3）=0.5178，f3（y3）=0.9210，f4（y3）=0.7163，f5（y3）=0。互?m性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2）?C合分析
上述评价结果最终结果都为较满意，评价值接近3.0，说明大居的社会影响尚有提升空间。
。评价较低（1分2分）的指标分别为：该小区非户籍人口占比、该小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该小区出租率。社会公正性是三个一级指标中评价值最高的，说明大居的相关较好的一定的社会成本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公平性，目标群体从中获益。。三个大居均存在一定的出租率，其中宝山馨佳园的共有产权保障房和松江新凯家园的共有产权保障房的出租率达到了30%以上。后续应能保证大居群体间不平等现象不会扩大。
在社会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中，评价值较高（4分5分）的指标分别为：该小区人口总数量、该小区每年新增人口数量比率、该小区物业服务市场化情况。评价较低（1分2分）的指标分别为：对小区房屋质量的看法，对小区物业服务的看法，对小区周边医疗保健的看法，对周边商场、银行配置的看法。评价值较低的几个指标，说明大居在指标上未能优化，也缺乏一定的协作机制。
在互适性评价指标中，评价值较高（4分5分）的指标分别为：对小区居委管理的看法、对小区自发组织活动的看法。评价较低（1分2分）的指标为：对小区生活的认可度。
五、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基于社会影响评估框架，从社会公正性、可持续性和互适性等维度对上海已经启用入住的三个大居进行评价，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居的社会影响。通过评估发现，大居明显改善了入住居民的居住条件，住房保障的针对性也较强，社区管理在逐步改进，但是由于大居入住居民具有“一高两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家庭人均收入较低、学历程度较低）的特征，再加上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仍有待健全，使得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较低。总体上，大居的综合评价为较满意，但仍需加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升入住居民的认同度。
2. 建议
立足于提高居民居住水平，促进大居可持续发展，应该着力加强社区管理，改善公共服务。
（1） 通过加强协作，提升大居的社会可持续性。大居的建设发展与管理，涉及许多相关主体，需要通过加强协作，提高大居的公共服务水平。
首先，改善大居周边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大居周边的交通出行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是在教育、医疗、商业配套等方面，仍然与入住居民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在调研的三个大居中，浦航七居委和松江新凯家园对改善配套的呼声最高。
其次，补齐物业服务短板，健全社区治理。尽管在调研的三个大居中，物业服务都已经实现市场化，但是与大居居民的服务需求仍存在差距。通过进一步调研发现，大居的物业费普遍难以收齐，导致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流失严重，从而使服务水平有所下降，居民满意度下降，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建议由居委会牵头，组建业主委员会，通过一定的竞争机制，选择适合大居物业管理要求的物业公司，形成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对大居共同治理的格局。
再次，加强对房屋的安全检查，探索房屋质量保险机制。在对三个大居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一些房屋外立面破裂、房屋内部墙体有裂缝、隔音效果较差等情况较为突出。这些房屋安全隐患对居民的居住满意度产生了较大影响。建议由专业的保险机构对大居房屋质量进行承保，安排专业人员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专业处理，形成定期检查机制，保证大居的房屋质量安全。
（2） 通过社会学习和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大居的社会互适性。
首先，加强宣传力度，形成社区学习机制。对于相关的宣传，三个大居都是采用布告栏张贴和居委会口头或者书面通知的方式。这些宣传方式比较被动，不利于提高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建议采用多种形式鼓励居民参与学习相关，并在学习中为大居发展出谋划策。
其次，鼓励公众参与，增强社区自治。调研中发现，居民对居委会管理的评价较高，但是居民自发的社区管理意识较为薄弱。通过进一步的实地访谈发现，三个大居的社区治理过于依靠居委会的力量。建议在组建业主委员会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工作机制，促进公众参与社区自治，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提升大居的互适性。
（3） 通过优化，提升大居的社会公正性。
关键词：基层回应；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草根民主；公民精神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79—07
在公共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著名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给国家官僚施加了压力，开始把公民作为顾客，并对公民的诉求做出迅速回应。这对于在过分活跃的市场中苦苦挣扎的当代公共行政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更好地回应作为顾客的公民或者更有效地与作为伙伴的公民建立合作关系，这是当代公共行政所必须面对的一对天然紧张关系，而基层回应在回应的序列中则显得至关重要。基层回应的现状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是否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呢？在基层回应过程中，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既依赖于基层自身的不断完善和进步，也需要基层提供良好的回应氛围和良性互动的营养土壤。
一、基层回应与研究缘起、研究设计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公民志愿联合的社团孕育了美国民主的精髓，这也成为美国积极公民文化的一个首要特征。在基层回应的过程中，社区自治组织的盎然发展能够规避居民原子化散落状态，促进居民走向联合，增强对行政权力的整体影响，彰显居民在公共行政决策中的自决作用，因而社区自治组织在基层回应机制中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我国而言，主要存在两类社区自治组织：一类是自上而下型，它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具有“半官方、半民间性”的特色；另一类是依靠民间力量发起建立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性自治组织。本文所研究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属于后者，由于受内部资源的缺乏与狭窄的外部环境制约，其影响力与社会功能相对而言比较微弱，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独特的社会话语。笔者在《公民参与草根NGO：现状与阻滞因素分析》（2007）等论文中基于对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对城乡社区草根自治组织成长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解析，研究结果表明，公民参与草根自治组织的现状不容乐观，超过一半的公民没有参加任何草根自治组织。
在基层回应过程中，具有回应精神的政治家和应当积极、敏锐、充满同情心、体恤民情，并且有能力识别公众的迫切需求和意愿。基层回应即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基层对于公民的各种需求与利益诉求给予相应的答复和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较为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仍然较为孱弱，基层回应机制的建构也处在起步阶段。那么，基层回应的现状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是否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呢？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深入考察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现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与研究基层回应的现状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的重要意义，探讨推进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成长的可行性途径和发展展望。。调查对象为参加过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并结合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系统（等距）抽样法、定额抽样法、判断抽样法等多种抽样方法。在抽样调查中，依据原有的研究与资料，本次调查在样本选取上充分考虑了性别比例、年龄大小、职业分布、地区分布等多种因素；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尽量满足异质性、精确度、分析内容多寡、分析方法和经验判断等需要。整个调查主要运用简短易操作的结构式问卷，共发放1200份问卷，收回982份，回收率为81.8%；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除去无效的16份，最后保留966份，最后的有效回收率是80.5%。
二、基层回应中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初步探析
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笔者曾在《第三部门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构建》一文中对我国第三部门成长中的诸多困境进行了描述：相比于西方国家来说，目前中国第三部门组织在总体数量上比较庞大，然而依据人均比例来看，我国第三部门组织的拥有量依然偏低，而民众对于第三部门的信任度也较为薄弱。此外我国第三部门在功能结构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把第三部门分为六大类：政治参与类、公益服务类、业务管理类、利益代表类、文体联谊类以及学术交流类。公益服务在综合能力发达的西方国家占有比例很高，然而公益服务类社团在中国的第三部门组织中的比例仅占6%，显而易见，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公益服务明显不足。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第三部门的一部分，因此以上所描述的诸多困境同样存在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历程之中。
本次调查进一步从居民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的角度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现状进行深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11.3%和10.8%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19.3%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则稍微超过半数。对于“我必须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这样才能有效监督社区社会的执行”这一问题，14.2%和5.6%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5.1%的社区居民选择“无所谓”，只有半数左右的社区居民选择“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而对于“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这一问题，14.3%和7.1%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0.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对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多对草根民主发展越有利”这一观点，15.4%与4.4%的社区居民认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23.4%的居民认为“无所谓”，持“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仅仅只有将近一半。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公民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型参与明显不够热情。尽管目前公民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参与呈现出从动员型参与向自治型参与的转变，但是部分社区居民的自治型参与动力不足。显而易见，此种状况与社区参与式民主的本质要求还存在很大差异。
因为社区邻里关系是社区民主生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所以，地方应该倡导建立更多的草根社区邻里自治组织并向它们提供适当的帮助。？。
首先，以基层与居民之间回应与互动的状况为自变量，以居民是否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择为因变量，就居民与基层之问的互动与回应状况对居民是否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
如表1所示，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43.1%。在所有自变量中，认为基层在政务公开方面做得很好，认为基层开展了多种便民服务方式，认为基层在廉洁从政方面做得很好这三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居民认为基层在政务公开方面做得很好，其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率是不认为基层在政务公开方面做得很好的居民的2.782倍。居民认为基层开展了多种便民服务方式，则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率是不认为基层开展了多种便民服务方式的居民的4.928倍。最后，居民认为基层在廉洁从政方面做得很好，则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率是不认为基层在廉洁从政方面做得很好的居民的1.61倍。
Vigoda等学者均指出，回应公民诉求是整个公共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价值准则。以上的分析表明基层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回应程度愈强，基层回应机制建设越完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也越成熟，进而推论出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程度也相对越强。由此观之，基层在其运行过程中，应主动采用与居民合作、沟通、协商，引导与建立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各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使居民各自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从而增强居民对基层的信任感。
三、基层回应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的深入解析
强势民主将民主过程置于界定公民身份的中心位置。从这种角度来看，自发的意志具有一种积极的和持续的政治功能，即变成对公民纽带的批判。。。
基于这种理解，接下来进一步通过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对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状况同居民对于“作为社区成员的一份，都应通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一观点的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解析。本文将基层与居民之间的回应状况转化为虚拟变量，如对“您认为您居住地区的基层是否经常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这个问题，将居民回答“是”作为参照变量（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在以上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居民认为其居住地区的基层没有经常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则选择“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种说法的比率是认为居住地区的基层经常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的居民的4.685倍（e1.544=4.685，P
从表2的统计结果中还可以发现，居民认为其居住地区的基层没有开展多种便民服务方式，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种说法的比率是认为基层开展了多种便民服务方式的居民的1.905倍（e0.4=1.905，P
以上的统计分析结果说明，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低，居民对基层的信任度越低，则居民对于“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低。而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高，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以及为社区做贡献的意愿也越强。
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基层与居民之间的回应状况同居民对于“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这种说法的看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即以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状况为自变量，以居民对于这种说法的看法为因变量进行MuhinomialLogistic回归。将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状况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您认为您居住地区的基层是否在政务公开方面做得很好”这一问题，将居民选择“是”作为参照变量，而因变量则将居民选择“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作为参照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居民认为其居住地区的基层没有开展多种便民服务方式，则选择“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这种说法的比率是认为居住地区的基层开展了多种便民服务方式的居民的10.335倍（e2.336=10.335，P
此外，从表3的统计结果中还可以发现，居民认为其居住地区的基层没有开展多种便民服务方式，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的比率是认为基层开展了多种便民服务方式的居民的2，175倍（e0.777=2.175，P
以上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低，那么社区居民对基层的信任度也就越低，社区居民对“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一观点的认同度也越低。从中可以发现，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低，则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意愿与居民的自治精神也越薄弱；而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越强，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参与和居民自治精神的建设，居民则表现出越积极的态度。
五、成长中的回应与自治：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帕特南曾在1995年描述了当代美国社会发生的政治分离现象，他不仅证明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各年龄阶段人群参与社团人数稳定下降的趋势，还说明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缺乏互信理念的年轻人开始不断加入各种团体，社团成员总数的下降和成员的代际差异问题在社团消亡过程中都将变得更加尖锐。而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社区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受长三角地区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的深刻影响，例如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必须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以保障和监督社区社会的执行”、“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等说法，只有将近一半的居民认为“不太同意”、“很不同意”或者“无所谓”。由此可见在调查中部分社区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较高，同时也显示出有将近一半社区居民对于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持消极和被动态度，其参与意识与参与动力非常之微弱。
那么基层回应的现状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是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呢？鉴于基层是社情的“窗口”，是与社区居民接触的最前沿，因而本文从基层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回应这个角度深入地剖析了基层回应对于社区自治组织成长的影响。首先就居民与基层之间互动与回应的现状对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意愿的影响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基层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回应程度、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程度以及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程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影响。
进而就基层与居民之问的互动与回应状况对居民关于“作为社区成员的一份，都应通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种说法的看法的影响进行Multinomial Lo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低，那么居民对基层的信任度也就越低，进而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的意愿、为社区做贡献的意愿也就越弱，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与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以及为社区做贡献的意愿显现出正相关的趋势。
最后针对居民对“我必须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这样才能有效监督社区社会的执行”这一观点的态度进行MultinomiaI 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与居民对基层的信任度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即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低，那么居民对基层的信任度也就越低，进而社区居民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就越低。从中可以发现，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低，则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意愿与居民自治精神也越薄弱；而基层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程度越高，居民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意愿与居民的自治精神也越强。
从基层回应机制可见，基层行政人员与公民积极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信任、美德等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在于保障和推动公共管理的有效运行。然而我国的基层回应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都处于刚刚兴起的时期，与西方国家发展成熟的基层回应机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产生于与公民社会两个方面发展程度的不同。具体而言，一些方面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异化的公权力以及行政权力者的日益腐化、居民缺乏自决的依赖心理、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与自治性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基层回应机制的生成与发展，是导致我国缺乏良性发展与公民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基层回应机制，强化基层之功能，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中促进基层行政人员与居民之间的良好沟通与互动，依然是目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和发展目标。
“相互信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构成因素，是维持和发展治理网络的关键因素，也是集体活动和社会认知的必要条件。”建立和促进公民参与的地方文化必须解决社区居民和之间缺乏信任的难题。从本次调查可知，增强社区居民对基层的信任度成为突出问题。基层作为城市行政体系的坚实基座与派遣机构，体现与彰显着的公共服务形象与行政作用，由此其职能效益在于更多地促进社区居民云集于无拘无束、坦诚对话的博弈环境，尊重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决能力，协助和促进社区居民生成同质性的利益意识与互惠意识，在具体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积极引导社区居民选择团结的公共行动，进而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对基层的认同感。
一、积极开展人民调解活动
今年，区提出开展“转型升级提升年”、“社会矛盾化解年”、“基层基础建设年”的活动，根据“社会矛盾化解年”活动要求，街道司法所在全街道范围组织辖区个社区开展2次大型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活动，对排查的矛盾纠纷要求每月上报，社区能够调节的在社区调解，社区不能调节的由街道组织相关部门调解，街道司法所不能调解的上报区，申请上级司法部门协助调解。今年，街道把人民调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治本环节来抓，积极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充分化解人民矛盾，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2010年全年，街道共调解矛盾纠纷起，调解率，成功率。在调解中心调节的纠纷共有件，成功调解件，占全部纠纷的。
二、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根据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计划安排，今年区所有乡街必须全面开展社区矫正个工作，由于我街道拆迁，社区矫正工作迟迟未能正式开展，为了做好社区矫正工作，街道司法所做了大量工作。
1、建立工作机构
按照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我们在交接前成立以街道主任为组长的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交接后一周内组建了一支由社区综治干部和妇女干部组成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在司法所人员和社区民警组织下开展工作。
2、建立了相关工作制度
按照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制定了《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街道社区矫正加（扣）分细则》《街道社区矫正月度考核评议方案》《街道“5+1”监管机制方案》等制度；
3、司法所逐一对矫正对象进行分析，制定矫治个案。通过定期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工作。
4、完善社区矫正硬件设施
办公用房紧张是街道的一大问题，在市司法局及开发区综治办的组织协调下，街道领导非常重视街道司法工作，司法所长积极与领导沟通解决办公用房问题。班子成员会议商议解决社区矫正办公用房问题，最终在领导的协调下，腾出了社区矫正办公室、教育室、谈话室以及资料档案室，合计面积达到余平方，并配备了相应的办公设备，为司法所工作提供了硬件保障。
5、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档案，一人一档。档案内容包括：判决书、裁定书、暂予监外执行通知书；矫正对象情况登记表；矫治方案；思想汇报、等有关材料。
自交接以来，街道共接收了名社区矫正对象，分布在街道下辖的各社区，其中：缓刑人，假释人，剥夺政治权利1人。到目前为止，有v人正在接受矫正。犯罪类型分别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3人，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3人，侵犯财产罪6人，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6人，贪污贿赂罪2人。到日前为止，名矫正对象未发生重新违法犯罪现象。
三、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做好普法工作
法制宣传教育是街道司法所的重点工作，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理进程，建立健全了普法、学法制度，街道充分利用横幅、法制讲座、简报、标语、社区橱窗、黑板报以及市民学校等形式，加大了对普法工作的宣传力度。按照“五五”普法工作计划，积极落实各项工作。全年，共开展法律宣传活动次，印发宣传资料余份，制作法制宣传横幅条、标语宣传条，社区黑板报期。
为努力提高居民法律意识，今年，我所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在辖区各社区广泛开展了《物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禁毒法》、反警示教育等法律宣传活动。。通过以上活动的落实，使我所普法工作开展的既扎扎实实，又轰轰烈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全年开展普法教育活动次，受教育人数。
四、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相对于社区矫正对象，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相对要宽松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归正人员的管理同样是司法所的主要工作之一。为提高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我们采取分职业、分年龄、分社区的帮教方式，确保安置帮教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目前，我街道共有刑满释放人员人，分布在辖区7个社区，各社区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在街道司法所的协调下，本着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序的开展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接茬教育和就业安置工作，有效的预防了归正人员重新犯罪。
五、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1、个别社区调委会业务水平有待提高，未能起到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2、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后，矫正对象逐渐增多，街道工作人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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